高锟（1933.11.04—2018.09.23），世界著名物理学家，香港知名教育家。1966年发表“光通讯”基础理论，提出以光纤代替体积庞大、成本昂贵的铜线，用以传送容量几近无限的信息，先后在电磁波导、陶瓷科学、光纤制造方面获28项专利，成为光纤信号传输的奠基人、世界光纤通讯领域的先驱者，被誉为世界“光纤之父”。1987至1996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199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6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1981年12月3日发现的国际编号为“3463”的小行星命名为“高锟星”；1997年香港回归后出任香港工程科学院院长；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以数字经济为特色的信息化时代，但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高锟，就没有现在的光纤通讯技术。而没有光纤通讯技术，就没有现在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高速互联网、移动电话通信、微信即时通讯，信息化更无从谈起。
1998年，我有幸两次与高锟先生深谈，被高先生称为香港回归后采访他的“第一位内地记者”。两次见面，被高先生对祖国发展强大的殷切期盼与创新精神、求实精神所感动。
1998年12月9日笔者在香港电讯大厦采访高锟院士
那还是1998年3月下旬，我作为《中国科学报》湖南记者站的记者，应中南大学宣传部之邀去该校采访一次学术会议，见到了主持学术会议的老校长、时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王淀佐先生。他告诉我，经国务院批准，4月中旬中国工程院和香港工程科学院将联合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高规格的高技术产业化研讨会，有来自我国内地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其中两院院士70余人）就香港和内地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化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会议由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院士和香港工程科学院院长高锟院士共同主持。由于多种原因只邀请了中央电视台记者报道会议开幕式，问我能否专程去北京参加采访报道。经请示报社主要领导后，我欣然应允。
4月16日，研讨会如期在北京友谊宾馆开幕，会期2天。会务组根据我的申请，安排了高锟（中科院外籍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长）、张立纲（中科院外籍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和陈清泉（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工程师协会高级副会长，香港大学机电系主任）在当天晚上在宾馆咖啡厅同我见面。
初次见到大科学家高先生，给我的感觉是温文尔雅、谦逊祥和。开朗健谈的张立纲院士和不善言辞的陈清泉院士不约而同地说要听听高院长的高见。高锟谦和地笑笑说，大家一起聊聊。他还叫服务员为我们点了茶水。张立纲院士兴致很高，很随意地说“来点小酒，由院长买单”，高锟微笑着应允。于是，陈清泉院士和我喝茶，他们二位还不时端起酒杯品上一口，访谈就这样随意开始了。
针对我的采访主题，高锟说，朱光亚院长希望内地和香港的专家学者交流各自的经验，这是很好的事情。双方一起研讨，集思广益，能够为推进科技与产业的合作、加快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内地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出一些力。
关于内地科技的发展和产业化，高锟认为，内地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开展得很好，这是本钱而不是浪费。尽管有些重复，用了一些经费，但也是非常重要和必需的。发展高技术产业，是内地和香港在发展经济时共同面临的一种挑战。科学家应该发挥一种桥梁作用，努力推进两地在高技术产业化领域的合作。
交谈中，张立纲和陈清泉两位院士还不时插话谈出各自的观点，高锟都很认真地倾听他们的意见。
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高锟始终语气平和。谈话结束时，高先生特意对我说，今天谈得很好，还没有谈完，邀请你到香港接着聊。陈清泉院士笑着说，这不像是采访，倒像是聊天。当听说我将去筹建中国科学报深圳记者站时，高先生说如果时机合适，要来参加深圳记者站的成立会，让我一阵惊喜。
三天后，《中国科学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我撰写的《内地与香港工程专家共谋高科技产业发展大计》新闻稿。三位院士的主要观点均纳入文中。
1998年7月20日，中国科学报深圳记者站成立。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白天等多位领导同志和深圳一批科技企业负责人参加了深圳记者站成立仪式。陈清泉院士专程从香港来到深圳，并向我转达了高锟先生的口信：说他人在美国，不能来深圳参加记者站成立活动，对记者站成立和我出任站长表示祝贺，并再次邀请我去香港访问。
到了12月初，突然接到陈清泉院士从香港打来的电话，说快到圣诞节了，到时会休假，高锟院长希望我尽快去香港见面。高先生言而有信让我再次感动。于是我在12月7日到香港，安排了为期5天的采访日程。计划采访对象是在香港工作的四位院士和两位大学校长。其中包括已在北京见过面的高锟、张立纲、陈清泉三位院士之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化学系支志明教授和香港大学校长郑耀宗教授、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教授，还要去位于港岛老市区的京港学术交流中心采访。
由于这些采访对象都是大科学家，工作十分繁忙，经过7号一整天的电话联系，除了高锟教授以外，其他5位都落实了采访时间。到了8号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高先生的电话，他问我10号行不行。我告诉他，10号上午已确定了见支志明院士，下午见吴家玮校长。他马上说，已经定了的不要变，问我哪一天合适。我告诉他，只剩下12月9号上午没安排。他说那就定在9号上午10点半。他还问我住在哪儿，要不要来人接。我说就住在铜锣湾伊丽莎白大厦，离他上班的香港电讯大厦不远，不用接了。后来见面才得知，他把当日上午的一个重要活动改了时间。高锟先生这种为他人着想、认真处事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天上午，我准时赶到约定的香港湾仔告士打道三号电讯大厦，高先生的办公地点在16楼41室。我一出电梯，众多房间都是大门紧闭，只有不远处一间办公室的门敞开着。高锟教授很快看到我，赶紧站起来，面带笑容把我迎进门。落座后，高先生问我是喜欢喝茶还是喝咖啡，我说您喝什么我喝什么。他说，那就喝咖啡吧，我这里的咖啡比较好喝，你尝一尝。助手端来两杯咖啡，于是我们就很轻松地谈起来。
当时采访高锟先生的主题有两个：一是香港回归后两地科技产业合作如何落实问题。二是关于高锟教授个人成长经历与科研成就。
他说，科技产业的世界性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具备同样的实力，才能进行面对面的竞争。要发展科技，几个条件都很重要：一是要了解和开展一些前瞻性的工作；二是要做好“中游”的工作，要做好调研。现在科技竞争和产品化过程非常快，参与生产研究起点要非常高，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才有可能参与竞争。内地解决“中游”的问题要有专家参与。他建议要加强合作，合作要解决体制问题，否则合作起来会有困难。科技发展的前进方向要有明确目标，要有比较和选择。
他认为内地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科技体系，有着一支人数可观的科技队伍，许多高技术领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建立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在一些高科技领域产业化的进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内地还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并且已经开始进入世界市场，这些都为高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空间；而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有广阔的融资潜能，拥有完善的商业体系，信息网络连接世界各地，有着开拓国际市场的丰富经验和良好的工商业管理经验与人才。香港和内地进行高技术产业化合作，形式可以多样，逐步深入，推进实施。
谈起个人的成长经历与科学成就。他告诉我，他是1933年在上海出生的，祖父高吹万是晚清著名诗人，还是“南社”的重要成员，是当时的“革命者”（注：南社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1909成立于苏州，其发起人是柳亚子等人。“南社”取其“操南音不忘本”之典，即表示反清革命。“南社”成立时首批17人中，有14人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他幼年时，在上海当律师的父亲请了老师在家教他读了不少古诗文和四书五经，上完小学一年级全家就去了台湾，1949年又随父母从台湾移居香港。中学毕业后考入了香港大学，当时想读电机工程，由于港大没有这个专业，没毕业就转到英国伦敦大学，先后取得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及哲学博士学位。
1957年他大学毕业后到了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英国子公司——标准电话与电缆有限公司任工程师。1960年，他进入ITT设于英国的欧洲中央研究机构——标准电信实验有限公司，在那里工作了十年，其职位从研究科学家升至研究经理。
他曾一年中先后在公司四个部门工作过，经历了许多不同的锻炼。特别是在公司工程发展部，开展了微波系统的研发。1959年美国人发明了激光光源。得知激光可用于长途传输，他十分兴奋，开始找机会研究光纤通信。
开始搞光纤通信有很多大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光在空气中的传输，容易波动，激光就需要一个载体，这就是需要解决光的运输问题。出于对科技的好奇心和通信事业的要求，他把注意力放在了解决光的运输问题上，采用了很多不同方法做实验。1964年，他提出在电话网络中以光代替电流，以玻璃纤维代替金属导线，当时有人说这是“痴人梦想”，但他丝毫没有动摇，继续潜心研究。196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论文《光频率介质纤维表面波导》，揭示了光导纤维在通信中应用的基本原理，并提出当玻璃纤维损耗率下降到20分贝／公里时，光纤维通讯就会成功。他预言以石英基玻璃纤维作长程信息传递，将带来一场通讯业的革命。实验室的结果也证明光纤通信可以达到99%的准确性。这篇论文在英国出版，在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还有保存有照片。
他还特别介绍，光纤的这项发明是在英国完成的，但在英国没办法搞研发。只好去美国，要把玻璃丝拉成比头发丝还细的玻璃纤维，而且要无限长，找了多家玻璃工厂都觉得很难实现。最后一个小厂家愿意试试，经过反复改进设备和生产工艺流程，研发得以成功。但制造生产却找不到厂家。他只好到制造业发达的日本，才得以规模化生产。到了1970年，第一根能满足信号传输需要的光缆问世。1981年，首个真正的光纤信息传输系统问世。后来高锟被同行誉为“光纤之父”，他说“太过奖了”。听到此话，我突然插话“有可能得诺贝尔奖么？”他笑着回答“有人提过名，但我们搞工科的，得这个奖很难。”令人没想到的是，这次笑谈在十年后竟然成真！
2009年10月6日，高锟获得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消息传来，《科学时报》（现复名为《中国科学报》）特别约请我撰写有关高锟的文章，连同记者采访时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淀佐先生的报道，同时在10月14日头版刊发。
1996年高锟退休。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他受命出任香港工程科学院院长，并成立了一个高科技顾问公司，担任香港电讯等多家公司的顾问。他还被选为香港创新科技委员会成员，专门为香港特区政府如何发展高科技出谋献策。他说：“香港给了我机会，我要尽力报答。”
2009年10月6日，高锟获得2009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
10月14日《科学时报》（现复名为《中国科学报》）1版
刊发了笔者撰写和记者采访王淀佐院士有关高锟的两篇报道
谈到他个人的国籍问题，高先生说全家从台湾移民香港后就入了香港籍，在伦敦大学毕业后留下来工作就入了英国籍，后来去美国搞研发，如果是外国人就很难开展工作，于是就加入美国籍。他说从小在上海生活，现在又回到香港服务，“我还是中国人呢”。
采访一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超出了原定一个小时的安排。虽然助手在旁边急切等待，高先生却一直兴致勃勃地和我交谈，似乎把其他事情都搁在一边了。
此时的高先生已经65岁了，仍然精神矍铄，情绪高昂，声音洪亮，对科研产业化兴致特别高，完全看不出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采访结束时他还要助手拿起相机，邀请我和他合影留念。
2018年9月23日，时年85岁的高先生仙逝。他毕生尽智光纤研究，促成互联网发展，为人类通讯史作出了划时代贡献。他不懈追求创新，奉献造福人类，助力祖国发展，为人谦和厚道的精神风范永驻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