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新闻传播学术座谈会在北楼307举行，主题为:如何建立学术敏感性，如何跟上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前沿和主流，并作深耕。此次座谈会特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刘海龙教授主讲，彭祝斌院长主持，学院部分师生参加。

刘海龙就西方传播理论普适性的反思、政治传播、新媒体文化与技术三个方面，与师生深度交流探讨学术自治、传播学问题重构、新媒体研究存在的问题、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等问题。

刘海龙指出“在西方理论框架内谈中国本土问题是行不通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是基于自身发展路径和意识形态上形成的，与中国实践存在很大差异。刘海龙用台湾、香港两地新闻传播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说明学术界对传播学的普适性的误读，他强调“大陆一定不能重蹈覆辙”。新闻传播学者要反思西方传播理论的普适性，梳理讨论西方传播理论形成脉络，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展开批评。加强学术自治，建立对话，“理论研究扎根现实”，立足中国现实问题构建学术研究体系。他讲到学术观念的清晰认识来自于对一手文献、西方研究的熟悉，以西方理论体系为参照系，建立学术自信，在了解西方的基础上认识中西差异，从差异性中把握更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既要对西方传播学术史观念有清晰认识，又要立足中国本土问题，对西方理论既不能完全套用，也不能完全对立，要基于中国实践探讨传播研究的路径与理论框架。

“宣传从未消失，只是它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刘海龙指出现在进入宣传3.0时代，即传统一元化宣传和科学式宣传的结合。表现为政府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引入西方的政治舆情的管控方式、政治营销手段等。他还分析了在新技术条件下出现的网络民族主义、水军与传播伦理等问题。刘海龙提出将政治本身看做传播现象的观点，“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传播的现象”，换句话说“政治就是传播”。

刘海龙讲到“新媒体研究进入瓶颈期”，新媒体研究追求短平快，忽略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学界应该探讨“深互联网”，走在技术与时代的前沿。他提出在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冲击下，未来传统传播研究的地位将会降低，如何使传播学科存在下去，焕发新的活力，甚至在学术中占据中心位置，引领时代进步，学者应把握技术发展的机遇，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新的对话，重构传播的问题。

“焦虑是研究的起点”，刘海龙提出学术研究要树立问题意识，提出问题需要明确“与谁对话”，并且与已有学术脉络相关联，做到修正既有理论的不足，避免自说自话，只有这样“学术成果的贡献性、创新性才会更大”

在讨论环节，刘海龙就史学研究的关切问题、论文研究选题、学术成果落地等方面回答了师生的问题，并提出了好论文的标准：具有问题意识、提供专业论述。